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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强迫者的移情和反移情
强迫者一般都是“模范患者”(除非他们的病症比较严重，情感隔离十分明显，很难控制冲动，因此而干扰治疗联盟)。他们严肃、谨慎、务实、积极配合，也因此很难与人深交。典型的思维强迫型来访者虽然能感受到治疗师的热情和专注，但因觉得对方像是严苛、挑剔的父母，于是会在意识层面表示遵从，而在无意识层面与之对立。给人以阳奉阴违的印象。当治疗师指出他们这些举动时，他们通常会予以否定。思维强迫者会含沙射影地表现出好争辩、喜控制、爱评论、常怨恨等特点，这与弗洛伊德()最初的观察相符。他们无法耐心倾听，常常迫不及待地打断治疗师的谈话，而且对此熟视无睹。
三十五年前，我治疗过一个重性强迫症男患者。如果是现在，我可能会让他同时尝试暴露疗法和适当的药物治疗，但在那时，这些疗法尚未出现。他来自印度，是工程学专业的学生，来到美国这个陌生环境后感到迷失。在印度，维护权威是不言而喻的规范，而且，强迫特性在工程学专业中也无可厚非。即便如此，他的强迫性穷思竭虑和仪式化行为还是超乎想象。他希望我明确指导他，怎样才能停止这些思虑和行为。但我帮助他重新确定了治疗目标，决定尝试理解这些强迫行为背后的感受，对此他很是沮丧。于是我说道，“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失望，我竟如此阐释你的问题，而且也无法给出一个快速、权威的解决办法。”“哦，不是这样的！”他急忙辩解，并称他确信我的方法最为权威，而且一定积极配合。
一周之后，他一走进治疗室就问我什么是心理治疗的“科学”准则。他很想知道“心理治疗像物理、化学那样，是一门精准的学科吗？”。“不，”我答道，“它并不精确，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一门艺术。”“我明白了，”他沉思道，同时皱起了眉头。我问他，是不是这个领域并没有像科学那么让他信服。“哦，那倒不是！.他心不在焉地答道，随手整了整我放在办公桌上的文件。“那么，是这杂乱的办公室打扰到你了吗？“哦，不是不是！事实上……”他补充道，“这恰好说明您有着创造性的头脑。”他花了三次的治疗时间来告诉我，印度与这里有多么不同，而且聚精会神地设想来自印度的精神科医生会怎样对他进行治疗。我问他是不是他希望我能够对他的文化了解得更多？或者他希望换一个印度籍的治疗师？“哦，不是的！我对您非常满意。”根据临床规定，我只能对他进行八次治疗。最后一次会谈的时候，我用温和的口吻开玩笑式地问他，终于使他承认偶尔会对我和治疗感到有点愠怒（他随即认真地补充道，不是愤怒，程度也不重，只是有些轻微的困扰）。我曾以为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虽然我也知道不该对只有八次的治疗抱有太多期待。但两年之后他又回来见我，告诉我自从那次治疗之后，他的确开始对自己的感受思忖良多，尤其是远离祖国后感受到的愤怒和悲伤。而一旦他开始接纳这些感受，强迫行为便也相应减弱。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一个典型的治疗案例，他通过治疗觉得自己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能够感知内在的控制方式，而这种主观能动性对其自尊大有裨益。
对于思维强迫者，治疗师的反移情通常是烦不胜烦，恨铁不成钢。并伴随着希望他们改变，帮助他们表达感受的愿望等。这类来访者的阳奉阴违也极易激惹治疗师。治疗师本人如果相信情感流露理所当然，就更难理解思维强迫者为何羞于感受或表达自己的情感。有时候治疗师在认同强迫者的压抑情感（一致）过程中，或是压抑自己的报复冲动（互补）时，甚至能感受到自己的直肠扩约肌在不断收缩。
强迫者那些吹毛求疵的态度往往令人气馁。他们无休止的理智化防御也很容易让临床医生望而却步。我曾治疗过一位强迫型来访者，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当时他总会幻想自己的脑袋是个独立思考的生命体，身体却俨然像真人大小的纸板人。相比较而言，面对内摄型思维强迫者时，治疗师很少感到百无聊赖，但情感依赖型思维强迫者则全然相反，会让治疗师产生极大的困扰，他们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上反复纠缠，诸如应该选择阿特金斯饮食法（一种低碳减肥的方式）还是迈阿密饮食法，应该买一只贵宾犬还是猎兔犬，抑或应该打车去还是步行去之类的问题，简直让人不堪忍受。
至于更多受内疚主导的思维强迫者，其潜意识的自我贬低倾向与某些客体有关，正是这些客体导致他们需要努力表现“良好”，像孩童般地合作与顺从。治疗师和强迫者都会担心治疗过程中是否有所遗漏，当来访者还不能鼓足勇气表达这种担心时，尤为如此。但思维强迫者在固执己见的同时,也会对治疗师耐心、接纳的态度感到理解和感激，也正因为如此，治疗才能够维持最基本的温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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